小平同志与中国汽车工业【致敬四十年,往事只能回味】

大吉网 2019-05-04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此后就是大家熟悉的——四十年的春天的故事。40年后的今天,汽创君谨以此文,致敬小平同志的智慧和勇气,致敬这四十年光辉岁月,愿改革不停步,邓公千古,天佑中华!


      1925年11月6日,一名小个子青年找到一份雷诺汽车厂的工作,作为熟练工种工人,到在76号车间学习钳工,计件工资的单位工价一法郎五十生丁——这个小青年就是小平同志,那一年,他21岁。60年后,这个曾经的青年,做出了“合资企业合作办”、“轿车可以合资”等重大决策,影响了中国和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进程。

图 小平同志曾工作过的车间

       在四川广安小平同志故居陈列馆中,分别陈列着小平同志留学法国时在雷诺汽车厂做工的档案卡、还有他生前酷爱的民族品牌“红旗”轿车。很多老汽车人一直认为,小平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汽车产业的总设计师,汽车——一度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生活的象征,今天能进入寻常百姓家,中国能成为全球第一产销国,与小平同志的决策息息相关,而小平同志也与汽车有着不解之缘。

小平同志与一汽

  1952年7月,小平调任政务院副总理。一到北京,小平同志就直接参与了国家建设的重大决策。1953年6月初,一汽的建设计划遇到一些实际问题,主要是提高产量、追加投资和缩短建设时间,由原定的四年改为三年。为此,第一机械工业部向中央写报告说:“四年完成就有困难,三年完成更无把握;但是如果不这样亦有若干需要考虑之处,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中央很快开会讨论此事,小平发言同意刘、周、朱等领导人的看法,支持三年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计划。此后,毛主席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签发,全国都来支援一汽的建设。
  1953年7月15日至1956年7月14日,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用了3年时间,一汽终于建成,并生产出第一批12辆解放牌4吨载货汽车。当时的一汽,有员工3万人,技术人员数千名,还有前苏联专家,堪称中国汽车巨人。


  

       1958年,在全国上下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的情况下,各行各业都想制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产品,以证明自己的能力绝不比别人差,“超英赶美”的口号响遍全国。一汽理所当然应走在时代的前列,因为它是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旗帜,1958年5月12日,一汽人在“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送给毛主席”的口号激励下,造出了第一辆国产东风牌小轿车,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轿车的历史。

  中国第一辆轿车定名为“东风”,缘于毛主席1957年的著名论断“不是东同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当时,“东风”代表了昂扬的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1958年9月18日至23日,小平同志到吉林视察,9月19日到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他走进一汽会客厅,一眼便看见墙壁上悬挂的产品图,得知是一汽自己新近开发的新产品时,激动不已,连声说:“好!好!好!”


  一汽第一任厂长饶斌向小平详细汇报了一汽自1956年出车后近两年来的生产、新产品开发、质量水平状况以及干部队伍建设。小平同志听得非常认真,他一边记,一边问,还对一汽的未来发展及产量情况给予了明确的指示: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经济发展时期,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生产建设,载重车今后用量会很大,你们要挖掘潜力多搞一些。听说你们将来的产量要向10万、20万、30万辆水平发展,这很好。发展汽车工业,就得要大批量,只有生产批量上去了,价格才会降下来”——看,小平的钳工没白干,一句话就点出了汽车产业的规模效应。
  在详尽地询问了红旗牌高级轿车的生产开发情况后,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来到了轿车装配车间。

        平问饶斌:“红旗比伏尔加怎么样?”

        饶斌:“比伏尔加高级。”

        小平:“比吉姆呢?”

         饶斌:“比吉姆高级。”

         小平喜形于色:“噢,比吉姆还高级,你们可以多生产。”

饶校长(饶斌曾任吉林工业大学创校校长)诚不我欺,伏尔加、吉姆和吉斯是从苏联进口的轿车,吉斯最高级,现在都已经灰飞烟灭了,起码红旗还在。

  谈到燃油问题时,小平说:“现在石油很紧张,能不能用其他的什么东西来代替?你们可以大胆地研究。我们国家现在红薯产量很高,它可以做酒精,可不可以烧酒精?只要不烧茅台就行。
  小平对每道工序了解得都很认真,就连轿车前标安上没有、水箱面罩两边缝隙过宽、模具怎样开发节省资金等细微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走到车间门口,这里摆放的两台简易机床引起小平同志的注意,这是一汽依靠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在革新活动中搞出来的。小平同志走近机床,细心地看过工人表演后,称赞说这办法好,指着机床说:“机械加工是个很复杂的过程,许多东西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复杂到简单的。德国现在有许多机床就很简单,但能解决大问题。”短短几句话,道出了我国机械加工工业发展的方向,也给了一汽人破除迷信、大胆革新以鼓舞和力量。

  看过红旗车间后,小平又来到铸工车间。当听到砂芯工部车间主任介绍采用新工艺烘干芯子可缩短一半工作时间时,小平同志连连称赞说:“这个办法好得很嘛,既可节省能源,又可减少工人在烘干炉里上下装卸的次数。这就叫多快好省。”在锻工车间,小平同志观看了车间的“三化展览台”,对工人们的创造发明频频点头。在发动机、热处理车间他看过工人们的革新成果后,还对技术人员的大胆创新给予了很高评价。底盘车间改进前后的转向器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在生产现场,小平指着改后的转向器对李富春说:“改进后两个零件代替了原来的13个,成绩可观啊。”


      可以看出小平同志看问题总是能抓到本质,我估摸着小平同志如果做投资,尽调做的比很多投资经理要好。


  小平同志第二次视察一汽是1964年。当时我国刚刚渡过三年困难时期,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小平同志又一次来到一汽。盛夏7月,骄阳似火。然而,汽车城却在酷暑中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大干热潮。工人们提出了“高质量、低成本、多品种向年产4万辆目标迈进”的口号。特别是轿车车间召开了技术革新现场会,号召全厂职工为实现“两赶三消,五保一提高”而奋斗。此时的红旗轿车不仅形成了生产能力,而且多次在国际展示会亮相。与此同时,一汽新开发的CA30A越野车已经正式投产。

  10日下午3时40分,小平同志来到一汽。一下车,就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小平同志在一汽副厂长郭力、孟少农的陪同下,神采奕奕步入主楼。一走进接待室,他就注意到墙上的两幅黑白图片:一幅是解放牌卡车图片,一幅是一汽新开发的军用越野车图片,两张图片在雪白的墙壁上显得非常光亮、突出。小平同志没想到,几年前他第一次视察一汽时提出的愿望,这么快就变成了现实。他在图片前站立许久,并不停地询问产品性能怎么样,生产状况怎么样……当他得知越野车已经投产半年多,工人们正在加紧制造,准备在国庆15周年庆典时拿出300辆向国家献礼时,激动地说:“好啊,好,一汽变化不小。”

  小平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一汽发动机厂和总装厂。在发动机装配线上,小平握着一位青年工人的手,亲切地问:工作怎么样,累不累,学习如何,生活如何,等等。大家都为小平无微不至地关心一线工人而备感亲切。

  小平两次视察一汽,一汽人备受鼓舞,对红旗车进行了十几轮改进,不仅生产了大小两排座、大小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而且生产出了供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来宾乘用的红旗防弹保险车。1964年,红旗轿车以其庄重典雅的造型和浓郁的民族特色,被指定为“国家礼宾车。

  小平同志自从换乘红旗车后,就一直乘坐。他与红旗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小平同志与二汽

      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川汉铁路不经过湖南而过湖北。11月,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飞抵四川,向正在四川视察的小平请示,根据中央决定改线,正在筹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可在襄渝沿线选择厂址。小平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段君毅的意见。1966年初,根据小平指示和铁路修建计划,二汽厂址选在鄂西郧县十堰地区一带。

  1966年5月10日,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确认二汽厂址。5月底,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确定武汉汽车制造厂划归第二汽车制造厂,作为其中间试验基地。1967年4月1日,二汽破土动工。1968年12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批准二汽建设方案,汽车年产10万辆。1969年9月1日,二汽全面开工,在湖北十堰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

  二汽建成以后,自主开发的发动机遇到一些问题,主要是温度过热,一直找不到症结所在。事情传到小平那里后,他说:“这个事情简单得很,到国外找一家知名的发动机公司给咨询、诊断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不就行了。”经过多次努力,终于开发出可靠性、动力性都具有先进水平的发动机。

  1980年7月22日,小平同志来到他牵挂的二汽,高兴地说:“早就想来看看,这次来成喽。”陈丕显幽默地补了一句:“邓副主席在宜昌参观葛洲坝工程时就问到二汽,这次完全是自觉自愿来的。”

  二汽当时有职工5万多人,年产汽车8万辆。有着在国外大型汽车制造厂工作经历的小平,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审视着当时中国最具先进水平的汽车制造企业。当他看到车间大拉床上的厂标“济南第二机床厂”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我们的机械工业能造这个,不错嘛!以我国自造设备为主,适当进口些高精度设备,这样武装现代化工厂的道路和经验值得总结。”

  当负责同志介绍二汽自筹资金分期建设的续建计划时,小平点头称赞:“我看过国务院批准你们这样做的文件。”接着又问:“四川大足汽车厂是不是可以照二汽的办法办?”

  总装厂摆放的各种型号的东风系列产品,引起了小平的极大兴趣,他说:“一定要注意品种系列化的生产,汽车厂也可以生产非汽车产品。二汽注意满足军用这是好的,但是从长远、根本看,主要应搞民用的,军队要车,第一批要得多,以后就逐渐减少。你们又搞5吨,又搞8吨,都是民用的,这很好。

  观看军用越野车爬坡表演时,小平同志说:“两吨半越野车,我知道,听说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还立了功,部队很欢迎。”看到越野车爬上32度的陡坡时,他点了点头:“能爬上这么陡的坡,部队当然欢迎喽!”

  汇报到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希望合作的时候,小平同志笑了:“那好呀,雷诺汽车厂我知道,20年代我在这个厂做过工。从这个情况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目前资本主义国家汽车好像已经饱和,还有生意可做。既然汽车可以出口,其他机械产品也应当能够出口,这说明外贸潜力很大,只要把质量搞好就能出口。”负责人汇报其他企业采用多种形式筹组联营公司的设想,小平同志说:“应当这样搞,不这样不能打破‘小而全’,这是保护竞争、促进联合,二汽这样的大厂,应当作为中心,带动几个省搞专业化协作,把专业公司组织起来。”

  在铸造一厂,看到干净整洁的车间,小平同志感慨地说:“一般铸造车间都很脏,这里却比较干净,温度也适宜,这不仅对工人的健康有好处,而且对铸件的质量也有密切关系。”

  小平同志对二汽的评价是:“二汽生产好,管理也不错!看了二汽说明我们中国的机械工业是不错的,有许多设备可以造,汽车能过关嘛!机械行业行,别的方面也行嘛,就是说,从汽车工业可以看出机械工业的水平。”

  76岁的小平同志对二汽有38岁的厂级领导尤为高兴。在视察完二汽回武汉的途中,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对陈丕显说:“二汽领导中的青年干部不少,有个副厂长,还有一个分厂的副书记,一个38岁,一个32岁,又有多年领导经验,而且有文化、有专业知识,表现也不错。这可以看到,我们党是有人才的,有干部的。”

通过汽车产业开“中外合资”先河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进口外国轿车较多,外汇吃紧,国家考虑搞轿车组装,以产顶进。那时对老百姓来说,私家车更是遥远的不敢想的梦。

  1978年,国家决定在上海建一条轿车组装线。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和一机部副部长饶斌写报告给中央,欲利用外资改造上海牌轿车。一机部向国际著名汽车企业福特(美国)、通用(美国)、日产(日本)、丰田(日本)、雷诺(法国)、雪铁龙(法国)、奔驰(德国)、大众(德国)等发出邀请函。

  丰田以正在和台湾洽商30万辆汽车项目婉拒,奔驰称不转让技术,其他公司都表示有兴趣。1978年10月21日,美国通用派出大型访问团同我方谈重型汽车和轿车合作项目。在谈判过程中,通用董事长汤姆斯·墨菲向我方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我方知道英文“joint”是“共同或共担”,“venture”是“风险”,连在一起应该是“共担风险”,但当时对它的确切含义并不完全明了。于是墨菲就让他手下的一位经理向我方详细介绍了“joint venture”的含义:就是双方共同投资、“合资经营”企业。这位经理介绍了合资经营企业的种种好处、怎样搞合资经营以及他们与前南斯拉夫建立合资经营企业的经验等。

  墨菲补充道:“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听了这番介绍,我方代表一方面感到新鲜,增长了知识;另一方面则认为,尽管他们说得头头是道,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搞合资经营?特别是墨菲口口声声说,合资经营就好比是“结婚”、“建立共同家庭”,就更不可思议。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同你“结婚”吗?

  按当时的规定,凡是比较重要的对外谈判项目,都要向国务院引进办公室写简报,我方代表团也就把情况如实上报了。出乎意料的是,这份简报竟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当时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副总理谷牧看到简报后,认为很重要,立即批请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各位领导传阅。小平同志阅后不但画了圈,还在简报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写下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重要批示——汽车开中外合资先河。

  后来,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向小平同志请示轿车项目,问到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时,小平同志重重地说:“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嘛。”小平同志一锤定音,改变了中国轿车工业的命运。

  此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正值“解放思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期,许多专家表示,“没有小平同志的支持,也就不会有上海的轿车合资项目”。因为当时这么大的项目,而且是与外资合作,谁也不敢拍板,只有邓小平有这个胆识和气魄。
  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倡“拿来主义”,北京吉普的合资项目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合资项目,也是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总体思路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个项目报到中央以后,小平同志在国务院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在北京建立中美合资企业。
  1985年3月21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到1990年,经历了5年“炼狱”,上海大众的桑塔纳轿车达到了年产6万辆的能力,发动机开始出口,国产化率提高到70%以上,并开始实施第二期工程,与国外联合设计开发第二代桑塔纳轿车。从此,上海大众结束了轿车散件组装的历史,踏上了现代化轿车制造的征程,建立起自己的零部件配套体系,实现了上海轿车业崛起的目标。上海一步跨越30年,创造了中国造车史上的奇迹。1991年1月28日,小平同志来到在他关注下建设起来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现代化的厂房和全自动流水线前,感慨万端,他说,闭关自守不行!

  小平同志当时回忆往事,“‘文革’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和‘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去法国时坐5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10万吨、20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如果不是开放,我们造汽车还是像过去一样靠敲敲打打,现在不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他意味深长地说:“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很多障碍阻挡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