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共和国最利之“剑”、最强之“盾”-中央调查部成立一窥

中国地板网 2019-06-12

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一个编制已经不存在的中央部门。也是让各国情报部门,情报史专家们难以琢磨,又无比感兴趣的一个中国神秘部门。甚至于对相当多的中国人而言,它也是一个陌生的单位,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或者说曾经存在过这样的中央机构。

「说谍」共和国最利之“剑”、最强之“盾”-中央调查部成立一窥

有些好事的文字说其上世纪40年代末中共在筹备执政时就已经组建,这是个错误认识。它的主要负责人和部门主管很多都来自原中社部;从承袭的角度来说,主要还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联络部等。当然,新中国所有的情报、侦查、反谍部门的母体,无一例外来自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务工作委员会(下属最赫赫有名的便是至今在江湖上仍有传说的‘中央特科’)。以及延安时期的‘七里铺’‘枣园班’等几个培训班出来的骨干。

过渡期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社会工作部因适应形势需要而撤销。中共的政治、军事部门的情报机构则根据相应的形势要求,从夺取政权,转化为管理国家,治理社会,与外邦交的职能。有了中联部,统战部等。而中调部则很晚,成立于1955年。

中央调查在中共党史上,早在延安时期,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机构部门,中央调查局。其最高领导人由毛泽东本人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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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8月1日,该决定和《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正式公布。此后,中央和地方成立了调查研究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有6年时间,由于国内局部战争和境外抗美援朝战争还在继续,加上肃匪,肃特,大量的情报、侦查,反谍事务与军事相连。加之中共奋斗二十多年,都是以军事斗争为主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思维。因此无论是军事情报部门还是政府的情报部门,都由部队系统来执掌,即中央军委联络部。这段时期依然由中共秘密战线的创始人政务院(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直接负责。从他开始创办中共秘密战线伊始就坚持在所有形式的情报(人力情报、技术情报、战术情报、战略情报、经济情报)工作中投入较大资源。他认为,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一天,情报工作和安全工作就十分重要。在1950年4月1日,在新中国匪患严重、国际环境封锁,东南一隅尚在蒋介石军队控制之下的斗争环境下,周恩来再度告知:“要战胜敌人,非有情报工作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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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来杰出的领导和指挥下,建国后6年里中国的情报机构经历了很大变化,而这种变化都及时针对了当时复杂多变的环境。当然,这不是尽善尽美的。上个世纪70年代,英国一位著名记者兼学者分析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时认为,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迫使共产党加速建设中国的秘密情报队伍。通常情况下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被压缩到2至3年里匆匆完成,所以,在组织方面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同样,由于中共和前共产国际,和前苏共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更由于在中共执政后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前苏联情报机构也在新中国的情报机构如何组建方面可能也起了作用。根据解密后的前苏联档案,以及俄罗斯情报史专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瓦西里·米特罗钦所说,二战结束后冷战开始的几年里,前苏联的对外情报机构处于“混乱”状态。当时正是情报委员会时期,情报委员会曾试图把苏联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和苏联军事情报局(格鲁乌)合并,但最后因为内部权力争斗,最终失败,1952年,情报委员会领导人阿巴库莫夫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情报委员会随之解散。而来中国帮助的来自莫斯科情报委员会的苏联顾问们(名义上归苏联大使馆节制,实际上直属莫斯科)积极参与帮助中国建立情报机构,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混乱的指示和建议。可以分析,这段时间内他们给中国提出的工作建议现在看来可能也是“朝三暮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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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情报机构总部卢比扬卡广场

1949年,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周恩来于7月8日和9日主持了中共中央汇报会议,商讨情报、公安两个部门的组建等问题。7月11日,周恩来同意中共华北局提出的建议,将华北局社会部并入中央社会部。后来的结果表明,这是撤销当时已有的最高机构的开始,因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8月9日在给各解放区中央局及分局的电报中指出:“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与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中央政府成立时,为政府的情报、公安两部)。”这项计划只实施了一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后,中央社会部的保卫工作确实移交了,但列入计划的情报部却没有成立,建国一年后成立了总情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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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1日,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在政府的职务是外交部副部长。此前,他一直是中共情报系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49年后,中央军委在各地成立了“开展国际情报工作的专门机构”。李克农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担任李克农助手的是罗青长。1955年中调部成立后,罗青长担任秘书长,1983年从中调部最后一任部长位置上退休。他与周恩关系相当密切,曾是周恩来去世前见的最后一人,据说对他耳语了遗言,但至今人们无法知道是什么,也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在1954年兼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情报工作。

​现有的资料中无法提供1949至1950年冬天这段机构调整期,后来的调查部和此时军委的情报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历史研究者可以根据现有资料确定军委情报部何时成立,谁是领导人,但对于调查部,现有资料都语焉不详。可窥的是官方有关罗青长职务履历表,有一个时期,罗青长同时担任军委的情报部一局局长和联络部一局局长,这两个单位可能是两块牌子一批人马,或者说联署办公的。1950年底担任联络部高层领导职务的人员中有后来任中调部主要领导的邹大鹏、马次青和冯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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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青长

1950年是中国高层情报官员继往开来的一年。李克农曾组织撰写中共情报活动的(不公开的)官方历史,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新中国情报工作的政治和业务发展”。而其同事则对中央社会部的政策和业务构架进行评审,使之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向国外派遣情报人员是需要解决的众多敏感问题中的一个。它已经不单纯是由一个革命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派遣,从事实和法理上是由中国政府派遣。1950年4月召开的情报工作会议对国家最初的一些情报政策达成了一致意见。会前,在1月底召开的第4次东北公安工作会议上,对于大力开展境外情报工作指出:“必须建立反奸情报派遣工作。因此东北公安部、辽东、辽西省厅、沈阳、旅大公安局,应物色具有派遣条件的我之干部或可靠关系,以及个别向我秘密自首并能掌握而有适于派遣的党特分子,加以秘密训练,派遣出去。其工作任务:主要是以设法打入蒋、美、英、朝、日本特务机关内部,侦察其敌特活动情况、阴谋计划和向我区派遣人员的线索等情报。但这种派遣,必须精干隐蔽,长期打算,单线领导,不要滥竽充数,不准发展关系。但对其中利用分子,应时刻警惕,防范敌人的反间阴谋。”

建国初期情报工作(特别是国外情报工作)的总体政策

1950年4月1日,周恩来指出,情报工作要从单纯的军事情报向军事和政治情报转变,还需要增加经济情报,科技情报还没有搞,要开辟国外的情报工作。情报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输出革命,完全是为了主动防御。10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与副部长罗奇清和政保局局长陈龙谈话时指出:“中国进行国外情报工作的原则和帝国主义分子不同,我们的目的是了解敌人针对我方的阴谋。我们的目的是防御,是积极防御。只有了解对方,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周恩来等人设想的情报工作就总体而言仍处于初始阶段。195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报中指出:“各地情报部门业务干部量少质差,主动不够,尚影响工作开展。”李克农要求在多方面做出改进。这些最终促成了1955年中调部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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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10日,军事情报、技术情报和政治情报正式划归新设立的机构,总情报部负责,由李克农任部长,直属中共中央而不是由总参谋部管辖。这种组织形式有助于横向协调,但对于提高获得情报的能力帮助不大。仅仅到了1953年1月29日,总情报部撤销,李克农兼任了总参副总参谋长,并继续分管联络部的工作。他一直患心脏病,此时病情加重,3月5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离岗治疗。由于1954年中共中央对各直属机关的“预算外资金”进行规范管理,这年春,谁给联络部提供经费出现了争论,最后这个问题通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部长邓典桃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磋商得以解决。1954年秋,机构改革的时机成熟了。

中调部成立

2001年,《杨尚昆日记》出版之前,国外情报机构及境内外学术界对于中调部成立的确切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它的成立时间和成立经过,汉学家和情报史专家们只能猜测。杨尚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4年中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有了他日记中提供的信息,终于可以勾勒出一个大概的时间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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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2月23日,联络部的罗青长、邹大鹏和马次青拜访杨尚昆,毛诚陪同前往,商谈联络部的“归宿”问题,他们表示愿意回到党的系统中来,称这是“群众的一种情绪”。28日,杨尚昆找到李克农,和他谈联络部(在日记中称之为“政情部”)归属单位的问题。李克农的意见是放在党的组织内为好,可成立一个部,名称可以叫做调查研究部。周恩来倾向于让李克农兼任这个新部的负责人,以便统一管理,并且要经书记处讨论后再决定。3月4日,在周恩来的办公室举行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有周恩来、杨尚昆、粟裕、李克农、罗青长等。会议决定把联络部中的军事情报单位划归中央军委,在党内成立一个调查部,仍由李克农兼任部长,由周恩来当晚提交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晚上8点在刘少奇的办公室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讨论持续到3月5日凌晨1点30分,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周恩来起草的文件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什么时候批准这份文件现在还不得而知。

现在有三个时间节点。

1.1955年4月8日,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中央和主席已批准成立中央调查部”。

2.一份资料中称:“195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把原属总参谋部的联络部归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起名为‘中央调查部’。

3.李克农的儿子称:“1955年7月,总参联络部调整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由我父亲兼任部长。”

中调部的日常工作由李克农与杨尚昆联系,重大事情则要请示邓小平。《杨尚昆日记》中1956至1958年的记录不太完整,从1959年开始,《杨尚昆日记》中记载了杨尚昆和孔原频繁定期会面的记载。1962年11月,即李克农去世9个月后,孔原正式接任中调部部长。

关于中调部组织结构的情况今天依旧所知甚少,只是含糊的知道有一个秘书处,下属几个局。从新华社发布的肖赤的讣告中我们知道中调部曾经有一个管理局,肖赤曾经担任局长。除了数量不明的局之外,中调部还有一个对台办公室,这一点在杨荫东的简介中有所透露。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组和对台办公室,“对台办设在中央调查部,主任由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兼,杨荫东负责具体工作。”

中调部在一些省和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常设或非常设机构。例如,1955年8月,中共广东省和云南省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分别建立了调查部,它既隶属于省委又隶属于中调部。广东省调查部“文革”期间及以后一直存在。中共云南省委调查部负责对外调查,但于1957年6月被撤销。中共上海市委调查部1955年6月成立。山东省调查部1978年12月成立,当时它的编制是48名干部,由4个处室组成。只有河南省从来没有成立过调查部。

中调部的情报直接呈送给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军队的决策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曾提到毛泽东阅读中调部1965年7月30日编印的第872号《调查通报》,即关于一位台湾人士谈李宗仁回国的问题。决策者有时也会有选择地把一些情报扩大阅读范围,不过仍限于高层。1958年11月4日美国议会选举刚刚结束(这次选举中,共和党失去很多席位),毛泽东便批示把中调部对美国议会选举及其结果的分析在八届六中全会印发。这次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16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给中调部的分析加了一个标题《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他还加了个人评语,称这个分析“很有意思”。

新成立的中调部,成为共和国最锋利的“暗剑与后盾”。